对话“张扣扣案”律师邓学平：司法偏见和制度正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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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如果你关注司法新闻，那么你很有可能听说过“张扣扣案”。该案被人民法院报评为2019年十大刑事案件之一，在当时引起了热议。与一般案件的罪犯不同，身为杀人犯的张扣扣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。

邓学平律师是张扣扣的辩护律师。他所作的辩护词《一叶一沙一世界》也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，有的人为之动容，也有人认为辩护词不专业。新京报评价道：“张扣扣案辩护词之争是一堂法治进阶课。”时隔一年，通过对邓律师的采访，我们再次回顾“张扣扣案”。不是为了讨论案件本身，而是以此案为出发点，追问什么是正义；更无意为张扣扣伸冤，而是希望从法治的视角，反思舆论与司法的关系。

案件概要

2018年春节前夕，35岁的张扣扣用单刃刀杀害邻居王家父子三人，并点燃王家的一辆小轿车。两天后，他投案自首。“张扣扣案”与他13岁那年母亲死亡的案件密切相关。当年的判决书显示，1996年8月，张扣扣的母亲汪秀萍路过邻居王家，向王家老二王富军吐唾沫，老三王正军赶到现场，发生争吵。汪拿扁铁打了王正军，王正军捡起木棒向汪头部猛击一棒，致其死亡。母亲死亡、被在马路上公开解剖的血腥画面印在张扣扣脑海中，最终以极端暴力的形式发泄出来，导致了这场时隔二十二年的悲剧。2019年1月，法院一审判处张扣扣死刑立即执行；4月二审驳回上诉，维持判决；7月，张扣扣被执行死刑。

李 = 李文轩

邓 = 邓学平

李 | 很多人对辩护律师有所误解。尤其是像张扣扣案，在被告是杀人犯的情况下，有的人甚至会认为辩护律师就是为了给“坏人”开脱罪名。您认为辩护律师的意义是什么？

邓 | 对一个法律人而言，任何庭审案件都是需要律师辩护的。仅仅因为是杀人犯就不允许辩护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反法治的说法。对于一个可能判处死刑的案子，如果当事人没有辩护律师，法院也会请援助律师。因为死刑是对当事人生命的剥夺，必须要有辩护律师把关。

我代理张扣扣案，目的很简单，就是为了保护辩护权本身。不管什么人，不管什么案子，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。辩护权实际上是一种程序性权利，也是一个最基本的人权保障。如果一个当事人连受辩护的权利都没有，那么司法的正义就还停留在古代了。

还有一种说法，认为律师不应该为杀人犯做免死辩护。国内有的法学家也是这种态度。他说张扣扣这种背负了三条命的杀人犯，你还给他做免死辩护，就是在哗众取宠。这同样是一种很反法治的提法。假设因为他杀了三个人就不允许律师做免死辩护，那么律师、法院、检察院都不需要了，公安机关现场击毙不就好了？如果杀人犯反正都是死刑，何必要去浪费司法资源，要走检察院、走法院呢？言下之意，之所以要检察院和法院，之所以要开庭，是因为法官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听罪犯为什么该死，而是要听辩护律师讲他为什么可以不死。这是很简单的法律常识，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常识。

邓学平律师（中）

李 | 您把张扣扣的犯罪动机归为“为母复仇”。这就涉及到1996年的那场杀人案。被告王正军因为当时未成年被判有期徒刑7年，而实际服刑3年11个月21天。法院认为当年的判决是正确的，张家则认为判得太轻。您认为这个二十二年前的判决是否公正？

邓 | 这里涉及到一个大前提，就是公正是有不同视角的。不存在一个绝对的、普遍的公正标准。所以当我们谈一个判决是否公正的时候，我们要看是站在谁的立场上。

如果站在王家的立场，他们觉得王正军已经服刑了将近四年，已经受到惩罚了，所以是公正的。而站在张家立场，背负了一条命，不到四年就打发了，他们就觉得不正常、不公平。但在法院的角度，法院说这是依法判案。法院本来判了7年，是后来减刑到三年十一个月。

公正本身没有客观统一的标准，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视角，会得出不一样的的结论。那么张家就是认为判得轻了，也不能说没有道理。一条人命没了，就服刑了三年多，张家连这种念头都不能有吗？而且当张扣扣觉得太轻的时候，有谁给他做过司法说理吗？法院有人给他讲，为什么这么判吗？没有的。司法的权威不仅是靠国家强制力来实现的，更是靠以理服人、说服人心的软实力来实现的。没有说理，那么法律文书就只剩下了权力意志。

被告人张扣扣